钟声还在远处响着，一声接一声，像钉子敲进骨头。我撑着墙站起来，下巴以下的皮肤绷得发烫，那道裂纹贴着喉结往上爬，每一次呼吸都像在撕布。沈青禾的镜片还嵌在玉镯里，冰凉的边角硌着掌心，路线坐标在空间深处微微震颤——南京，大连，新京。三个地名像三枚钉子，钉进我摇晃的视线。

我拖着腿往西走。圣玛利亚教堂的尖顶在灰雾里露出一角，铁门半塌，地窖入口被碎砖堵了半边。我用钢笔撬开铁链，锈渣掉进袖口，划得前臂生疼。帆布包里的药箱还在，青霉素和磺胺分装在油纸包里，摸上去有些发潮。我一箱箱往里搬，脚步越来越沉，到最后几乎是爬进去的。

地窖里躺着二十多个病人，全是逃难时染上的疫症。有人蜷在草席上发抖，有人嘴角冒白沫，一个小女孩趴在母亲怀里，额头烫得吓人。我没时间问谁是谁，只把药分出去，一包一包塞进他们手里。有人哆嗦着问有没有水，我摸出那只染血的儿童鞋，倒空积灰，从墙角水洼舀了半鞋底的水。

我把玉镯浸进鞋里。空间微微发烫，药粉在水中缓缓化开，泛出淡金色的微光。第一滴药水喂进女孩嘴里时，她喉咙动了一下，像是吞下了火种。

整夜我都在拆《圣经》。这本书是阿秋早年塞进我包里的，说她父亲留下的东西总能救命。书页发黄，翻到《以赛亚书》第三章，指尖突然碰到异样——一层薄油布夹在纸背，上面印着防毒面具的图纸，线条细密，标注着滤炭层厚度和接合角度。我摸出刻刀，割开教堂通风管的铁皮，又扯下几块油布，蹲在角落一寸寸拼接。

天快亮时，六具面罩做成了。铁架撑着油布，炭粉塞在夹层里，模样粗糙，但能挡毒。我刚把最后一具面罩挂上墙，地窖外传来闷响。

玻璃碎了。

我冲出去时，毒气弹正滚进教堂大厅，绿烟从裂缝里钻出来，贴着地板蔓延。我返身撞上地窖铁门，可已经晚了，烟雾顺着缝隙渗入，空气变得粘稠。有人开始咳嗽，接着是倒地声，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跪下来，手指抠着喉咙。

我咬破指尖，把血抹在玉镯上。空间猛地一震，整箱青霉素瞬间蒸发，药雾在空中炸开，像一道看不见的墙，把毒气挡了三秒。这三秒里，我把做好的面罩分出去，先给孩子，再给还能动的人。最后一个面罩递到一个老修女手里时，她摇头，指了指身后喘不过气的伤员。

“给他们。”

我掰开她的手，把面罩扣上去。她没再推辞，戴上面罩后第一句话是：“通风口还能通到外面吗？”

我抬头看头顶的铁管。通，但太细，吸不了多少新鲜空气。我抽出钢笔，把剩下的磺胺全倒进水盆，再把玉镯按进去。空间开始抽吸，药液化作雾气，顺着铁管往上送。几分钟后，外面的风带着药味吹进来，地窖里的咳嗽声渐渐弱了。

天亮前，烟散了。

我瘫坐在墙角，裂纹已经爬到胸口，每一次心跳都像在撕裂皮肉。可就在我闭眼的瞬间，玉镯突然发烫。一道金线从裂缝里渗出来，像融化的琥珀，顺着左臂的裂纹爬行。我动不了，只能看着那金线一点点缠上伤口，皮肤下的灼痛竟开始退去，裂纹边缘泛起微光，像被缝合。

我低头，看见自己的手指能合拢了。

三百人，一个没死。

最后一个退烧的是那个小女孩。她睁开眼，看见我蹲在旁边，忽然伸手摸了摸我的脸，说：“叔叔，你流血了。”

我摸了摸耳朵，指尖沾了血。可身体在恢复，裂纹缩回了手臂，金线还在缓缓流动，像某种活物在修补我。我靠着墙，抬头看地窖唯一的彩窗。晨光透过残破的玻璃，映出一片模糊的光影。我眯着眼，看见阿秋站在光里，穿着百乐门的旗袍，左耳的翡翠耳坠闪了一下。她没说话，只是点头。接着是赵连长，拄着榆木拐，军旗卷在背后。山田惠子蹲在角落，手里捧着一包磺胺。顾明川站在高处，竹笛抵在唇边，音孔里插着一朵野雏菊。

他们都在。

电台突然响了。

我爬过去，摩斯键在自动跳动。信号很弱，但能译出来：“国际红十字会致‘砚舟’：请提供731部队罪证，我们已在准备审判。”

我盯着那行字，手指慢慢握紧。

审判？现在还太早。周慕云还在某个钟楼里，渡边的氰化物戒指还没碎，南京地下的实验室门还没打开。沈青禾的镜片还在我包里，最后那个“京”字拖得老长，像一条未走完的路。

我抓起帆布包，把剩下的药全塞进空间。青霉素、绷带、止痛剂，一包一包往里填。玉镯沉得发烫，金线还在手臂上流动，像是在积蓄力气。

地窖外，雨又开始下。

我推开铁门，踩进水洼。教堂的钟没再响，可我知道，另一座钟楼还在等着。我摸了摸左臂，裂纹虽退，但皮肤底下仍有异样，像一根线，还连着somewhere。

我迈出第一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