庆元元年的寒雨连下了三日，瓢泉周遭的竹林被洗得墨绿，檐角垂下的水线串成珠帘，将堂屋与外界隔成两个世界。辛弃疾晨起时咳得厉害，用布巾捂住嘴，展开时，那方素色的布上便洇开几点暗红。他却像浑然不觉，只将布巾往袖中一塞，转身从书架最上层抽出个蓝布包袱，解开时，里面露出一叠泛黄的纸，每张纸上都记着密密麻麻的字，边角处还粘着些许干硬的泥点。

“这是去年从河北逃难来的王老汉留下的，”辛弃疾用手指捻开最上面那张纸，纸上的字迹歪歪扭扭，像是用烧黑的木炭写就，“他儿子原是相州的农户，被金人拉去修燕京的城墙，去年冬天冻毙在工地上。老汉背着儿子的骨头往南走，一路讨饭到信州，临死前把这些事都告诉了我，让我记下来——他说，总得有人知道河北的百姓在过什么日子。”

辛砚凑近案前，只见纸上记着“泰和三年冬，相州大雪，金人强征民夫三千，十日死者百二十七人”“卫州麦田，金人掠麦十之七，余者百姓以糠皮为食”，字迹潦草却字字泣血。他指尖抚过“糠皮为食”四字，忽然想起现代课本里“宋金对峙”的概述，那些被简化为“经济重心南移”“民族融合”的词条背后，竟是这般剜心的苦难。

“爹，这王老汉……”

“走了。”辛弃疾将纸页轻轻抚平，声音压得很低，“上个月的事，肺痨，没挺过秋凉。他说死也要死在南边，离家乡近些。”他拿起第二张纸，上面画着个简单的房屋轮廓，旁边写着“吾家茅屋三间，被金人拆作马厩，妻小不知流落何处”，墨迹在“不知”二字处晕开一团，想来是写时泪水滴在了纸上。

窗外的雨又紧了些，打在窗棂上噼啪作响。辛砚望着那些字，忽然想起前日在信州城看到的景象：绸缎铺里的锦缎堆到屋顶，酒楼里的食客掷骰子时银钱叮当，与纸上写的“糠皮为食”判若两个天地。他终于明白父亲为何总说“江南的富庶，是用河北的血泪养着的”——不是苛责，是痛惜这南北相隔的割裂。

“去年我在信州码头，见着个从大名府逃来的货郎，”辛弃疾放下纸页，起身往炉子里添了块炭，火光映得他脸上的沟壑更深了，“他说金人在河北搞‘括田’，凡不是女真户籍的农户，家里的田都要被官府收回，再分给女真贵族。反抗的，要么被砍了头挂在城门口，要么被卖到关外当奴隶。”

“就没人管吗？”辛砚忍不住问，声音有些发颤。他在现代社会的法治新闻里见多了不公，却从未想过，在这个时代，人的尊严竟能被如此践踏。

“谁来管？”辛弃疾拿起火箸拨了拨炭，火星子溅起来，落在青砖地上转瞬即逝，“金人的朝廷里，汉人官员最多做到县令，连州府的印信都摸不到。我们这边呢？朝堂上争论的是‘道学’该不该禁，是哪个官该升哪个官该贬，谁还记得河北有几千万汉人在等着王师？”他的声音陡然拔高，又猛地顿住，剧烈地咳嗽起来，布巾上的红痕又深了些。

辛砚连忙递过茶水，看着父亲佝偻着背喘息的模样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他曾在历史资料里看到过辛弃疾的生平，知道他“以气节自负，以功业自许”，却从未想过这份“自负”与“自许”背后，是何等沉重的煎熬——就像明明捧着能救命的药方，却眼睁睁看着病人在眼前一点点枯萎。

“爹，您去年上的那道《论河北流民札子》，朝廷有回音吗？”辛砚想起前几日整理父亲旧稿时见过的篇目，里面写着“河北之民，皆我大宋赤子，今遭涂炭，朝廷当遣使抚慰，助其抗金”，字里行间满是恳切。

辛弃疾接过茶碗，却没喝，只是望着水汽发呆。“石沉大海。”他淡淡道，“韩侂胄说，流民皆是‘刁民’，接纳了会扰得江南不宁。还说我‘身在江南，心向河北’，是想借流民之事邀功。”他嗤笑一声，将茶碗重重顿在案上，“邀功？我若想邀功，当年在滁州修城练兵时，就不会把朝廷拨的饷银都拿去给百姓买种子了！”

辛砚想起父亲在滁州的政绩：淳熙年间，他在滁州任知州，见城郭残破，百姓流离，便上书朝廷请求减免赋税，又用自己的俸禄买牛犊、稻种给农户，不到一年就让滁州恢复了生机。史书上只记“滁州大治”，却没说他为此得罪了掌管财赋的官员，被参了一本“滥用公帑”。

“爹，您在滁州时，百姓过得好吗？”辛砚轻声问。

“好。”辛弃疾的眼睛亮了些，像是透过雨幕看到了当年的景象，“第二年麦收时，有个老农提着半袋新麦来谢我，说那是他家三年来第一顿饱饭。他还说，‘辛大人，您让我们尝到了麦香，我们就忘不了大宋的好’。”他站起身，走到窗边，望着远处被雨雾笼罩的田野，“你看，百姓要的从来不多，不过是一口饱饭，一片能安心耕种的田。可就是这点念想，在河北，却成了奢望。”

他忽然转身，从柜里翻出个陶罐，倒出些褐色的粉末在碗里，又冲上热水，搅匀了递过来：“尝尝。”

辛砚接过碗，一股粗糙的涩味直冲鼻腔。他抿了一口，只觉得剌嗓子，像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