盛夏的日头，像个烧得正旺的白炽火球，毫不吝惜地炙烤着川东这片土地。田里的稻谷耷拉着脑袋，路边的野草也卷了边，连平日里最聒噪的知了，此刻也只剩下断断续续、有气无力的鸣叫。整个世界仿佛被罩在一个巨大的蒸笼里，闷得人喘不过气。

我，孙婵音，像一株耐旱的野草，在这酷热里依旧顽强地寻找着生机。割猪草的主力任务暂时被这毒日头削弱了——草都蔫了，猪老爷们也食欲不振。但我那双闲不下来的手，和那颗总想“搞点事情”的心，却并未因此而停歇。

许是继承了奶奶那双巧手的些许灵气，又或许是被生活逼出来的智慧，我不知怎的，就对用柳条编东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我们村口河滩上，长着不少歪歪扭扭的柳树，夏天里枝条疯长，柔韧得很。村里有些手巧的老人，常在农闲时坐在树荫下，用那些剥了皮的、白皙光滑的柳条，编些筐啊、篓啊、篮子什么的，既实用，看着也舒坦。

我瞧着有趣，便厚着脸皮，凑到那些正在编筐的老人身边，也不说话，就蹲在旁边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看。看那粗糙的手指如何像变戏法一样，将一根根看似柔弱的柳条，交错、缠绕、压紧，最终变成一个个结实又好看的物件。那柳条在她们手中，仿佛有了生命，顺从地听从摆布。

看了几天，我心里痒痒，便也去河滩上，捡些人家修剪下来的、稍短些的柳枝条，偷偷拿到屋后阴凉地里，自己比划着学。一开始，那柳条像是专门跟我作对，不是散了架，就是拧成了难看的疙瘩，还时常被那粗糙的树皮划伤手指，火辣辣地疼。我也不气馁，失败了就拆开重来，手指疼了就放在嘴里吮一吮。那股子憋着的、想要靠自己弄出点啥的劲头，支撑着我。

爷爷偶尔踱步过来，看见我跟一堆柳条较劲，也不指点，就那么眯着眼看一会儿，嘴角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，然后又慢悠悠地踱开。直到有一次，我编的一个小筐底儿总是松垮，怎么也弄不紧实，急得我满头大汗。

爷爷这才蹲下身，拿过我手里那不成形的“作品”，看了看，慢吞吞地说：“编筐编篓，重在收口。你这底子没打牢，经纬没压紧，就像人没立稳脚跟，风一吹就倒。”他边说，那双布满老茧的手一边示范着，如何将作为“经”的粗柳条固定得更牢，如何用细些的“纬”条一圈圈缠绕、压紧，那股巧劲儿，竟不输给那些常年编筐的老太太。

“力要用在巧处，”爷爷说，“你看这里，转折的地方，柳条要蘸点水，才更柔韧，不容易断。这里，收边的时候，要把条头巧妙地藏进去，才光溜，不扎手。”

我按照爷爷说的做，果然，那原本松垮的筐底渐渐变得紧密结实起来。虽然速度慢，样子也比不上老人们编的规整，但终究是有了个筐的模样。爷爷看着我那歪歪扭扭、却凝聚了心血的小筐，眼中露出难得的、毫不掩饰的赞赏：“你这丫头，手巧，肯琢磨，像你爷爷我年轻时候。”

他这话，像一颗糖，甜到了我心里。在这家里，我很少得到这样直接的肯定。

有了第一次的成功，我的干劲更足了。一有空，我就溜到河滩上捡柳条，然后躲在屋后，沉浸在编筐的世界里。我的“手艺”渐渐熟练起来，编出的小筐虽然依旧带着稚拙的痕迹，但越来越结实，样子也渐渐好看起来，圆形的，椭圆形的，甚至我还试着编了个带提手的小篮子。

这些柳条编的小物件，堆在屋角，渐渐成了规模。光看着，不能吃不能喝，我心里便活络起来。一个“大胆”的念头冒了出来：能不能拿它们，去换点什么呢？

我们村子虽然偏僻，但偶尔也有外乡人推着独轮车，或者挑着担子，摇着拨浪鼓从村头经过，卖些针头线脑、糖果瓜子之类的小玩意儿。我瞅准了机会，用一块旧包袱皮，包上几个我自认为编得最好的小筐和小篮子，偷偷溜到村口大路边那棵老槐树下，像个小地下工作者，既紧张又期待地等着。

运气不错，那天还真有个过路歇脚的中年人，看见我面前摆着的小筐，拿起来看了看，捏了捏，似乎有些惊讶这手艺出自一个黄毛丫头之手。

“小姑娘，这筐咋卖？”他问。

我心跳得厉害，脸涨得通红，鼓起勇气，伸出一根手指：“一……一分钱一个，或者，换几颗糖也行……”

那中年人笑了笑，大概觉得有趣，也没还价，真的掏出了一分钱，买走了一个小筐。另一次，我用一个小篮子，跟一个货郎换了一小把炒香的南瓜子。

成功的喜悦像气泡水一样在我心里滋滋作响。原来，靠自己的双手，真的能换来东西！虽然只是一分钱，一小把瓜子，但那意义非同一般。那是我脱离了这个家固有的轨道，自己开辟出来的一条小小的、闪着微光的蹊径。

然而，好景不长。有一次，我正蹲在老槐树下，面前摆着两个新编的、带提手的小篮子，心里盘算着这次能换点啥，生产队队长恰好从地里回来，路过村口。

队长姓李，是个黑黑壮壮的汉子，平日里不苟言笑，最是讲究“集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