雨还在下，打在帆布包上像有人轻轻拍着。我站在外滩公园的铁栏外，左臂底下那道裂纹已经缩回手肘，可皮肤下面有东西在动，像是根细线顺着血脉往心脏爬。玉镯贴在耳侧，凉得发烫，我听见地下三十米有东西在吸气——不是人，是成箱的药粉被吞进去的声音，整片林荫道的地基都在微微震。

红十字会的电报说“请提供罪证”，可没说证据埋在毒气罐之间。我摸出钢笔，笔帽上沾着一点干了的血，是昨晚从地窖带出来的。我把笔尖抵在玉镯缝里，轻轻一划，空间颤了一下，昨夜残留的药雾顺着血管倒流回皮下，视野清了一瞬。就这一瞬，我看清温室后那排灰顶仓库的轮廓——第三栋屋顶的监测仪，玻璃裂了，绿烟正从缝里往外渗。

风筝线早埋好了。我从包里抽出一截竹骨，顾明川昨夜送来的，上面缠着青霉素粉和油纸丝。我把它插进泥地，往东南方向推。风一起，丝线飘出去，像蜘蛛吐丝，一缕一缕撒向空中。第一只风筝升到半空时，第三栋仓库的警报响了。不是毒气泄漏，是中和反应——药粉遇VX即燃，火苗在监测仪里跳了一下，熄了。目标确认。

我绕到公园后巷，儿童团的人蹲在排水沟边，每人手里攥着一根线。顾明川站在最前，竹笛咬在嘴里，音孔里插着朵野雏菊。他看见我，点头，没说话。我指了指头顶，他立刻吹出一段短调，七只风筝同时抬升，骨架上的药粉洒得更密。一圈淡金色的雾开始在仓库上方成环，像看不见的笼子，把毒气往建筑里压。

通风井在仓库西侧，盖着铁板。我撬开螺丝时，听见里面有人说话，声音从通风管传出来，是周慕云。他没走。金丝眼镜的反光映在墙上，像两枚钉子。他在读电报：“……销毁所有样本，配方原件必须焚毁。”接着是打火机响，纸页燃烧的噼啪声。

我咬破手指，血滴在玉镯上。空间张开一道缝，我把整箱档案推到边缘——三十七本，编号从“关东军特会-001”到“新京生化实验年报”。它们卡在裂缝口，进不去。空间在抖，像撑到了极限。我再推，一箱档案滑进去，其余的还悬着。倒计时开始，机械音从墙内传出：“自毁程序启动，六十秒。”

顾明川的笛声变了。风筝阵开始旋转，解毒云压得更低，仓库顶部的绿烟被逼回通风口。我趁机钻进井道，爬到一半，听见外面有车轮声。不是军用卡车，是黄包车，木轮碾过湿石板的声音。我探头，看见一个女人驾着车冲破封锁线，车头挂着红绸，像百乐门演出时的装饰。她戴着面纱，可那背影我认得——赛金花的线人，三年前在十六铺码头替我们运过药。

她撞开铁门时，高喊了一句：“阿秋说，春天要有人看见！”

爆炸声掀翻了半边屋顶。火浪扑向天空，可冲击波反向压住了毒气扩散。我借着气流把最后三箱档案猛地推进空间，玉镯“咔”地一震，裂缝突然张开，一道黑影滑出来，砸在泥地里。

是枪。

勃朗宁，藏在红色高跟鞋里的那把。枪管朝上，刻着四个字：“替我活着”。我捡起来，枪身还带着空间的温度，像刚从血里捞出来。拉开枪膛，只有一发子弹。

火还在烧，可毒气被压住了。我靠在断墙边，听见儿童团的孩子们在远处收线。顾明川跑过来，脸上沾着灰，把竹笛塞进我手里：“还能用。”

我点头，把枪插进腰带。左手摸到玉镯，它已经不再发烫，但皮下的金线还在动，像有东西在体内筑巢。我蹲下，从废墟里拾起半片玫瑰花瓣，是赛金花生前最爱别在襟口的那种。花瓣上沾着血，被人用指尖抹过，拼成一个歪斜的图案——榆木拐杖，底下刻着“棺材队”三字暗记。赵连长的人还在。

我站起身，望向黄浦江对岸。

钟楼还在，窗里亮着灯。琴声飘过来，是肖邦，但节奏不对，像在等什么信号。我摸了摸腰间的枪，又看了眼手中的竹笛。顾明川站在我旁边，没说话，只是把野雏菊重新插进音孔。

风从江面吹来，带着火药和潮气的味道。我往前走了一步，脚踩进水洼，雨水顺着袖口流进手腕。玉镯突然震了一下，像在提醒什么。

枪在腰带上，很轻。